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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參加café philo的座談「台灣電影進入中國市場的現況與未來」，與談人是「原子映象」負責人劉蔚然、《冏男孩》導演楊雅喆、《潛規則》導演鄭有傑，一起從討論發行、創作等不同角度，談論面對中國市場時，台灣電影需要關心的問題。聽到與談人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與理念，看到他們那顆愛台灣的心來自於主體性。
劉蔚然說：「雖然投資人會看片子是否可以進入中國市場，但是電影的回收不限於是中國，還包括其他國家才對。台灣的電影是要拍給台灣觀眾看，台灣人是不是喜歡、有沒有引起共鳴才是最重要的，像《陣頭》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就是因為在台灣引起共鳴，走出台灣，才讓票房有不錯的成績。」聽起來，其實創作和商機可以並行不悖，首要考量的應該是台灣的主體性。當年她是讀經濟系，但是一頭栽進拍電影的領域裡，因為那份吸引力至今還是讓她著迷！
鄭有傑：「過去的前輩小野、吳念真、侯孝賢等衝撞電檢，讓我們現在拍電影沒有什麼外在限制，反而是有內在的限制：例如在乎市場、討好市場，想找最好的食材做出最好的菜，或者加味精等調味料討好觀眾。越來越覺得關心自己的土地是很必要的，關心在地才不會拍出心虛、輕飄飄的片子，所謂本土電影並不是講台語或是拍鄉下的東西，每個國家都有所謂的『國片』，這是和文化記憶有關，現代的人透過媒體認識台灣並不是很好的方式。我會思考10年後觀眾會怎麼看待我今天拍的片子。」
「當我讀到那位13歲的女孩寫『反對馬祖設賭場』的信，我立刻飆淚，感受到她那份單純想關心台灣的心！…當我的孩子看見電視上警察衝進士林王家的鏡頭，嚇得大哭，問警察是壞人嗎？警察在抓壞人嗎？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長大以後害怕警察…」
至於有人問《潛規則》裡某個鏡頭的意涵時，導演說：「我無法告訴你答案，但是只要能夠引起討論就夠了，這部片子永遠都存在。當時拍完這片子那晚，我長年臥病的父親往生，所以心情是很悲痛的…台灣人才的培育是產業的問題，韓國政府和韓國的企業家投資很多經費培育人才，台灣應該要改變短視的觀念，因為培育一個人才需要10年的時間…台灣人的想像力越來越消失了，要從同理心的培養開始，懂得欣賞和尊重，才能讓想像力恢復。」
一個當年就讀台大經濟系的學生，愛上拍電影，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開始了人生的另一條路，如今雖然還沒有賺過錢，但是還是會繼續走下去…
楊雅喆是從法文系轉大傳系，坦白地述說：「進入拍電影這一行是因為求職時沒有人要我，推銷過冰箱..等工作。我不可能做創作者的方式電影，會從市場考量資本額多少，看我能不能回收。過去我看好萊塢影片是用『文化侵略』的角度看待，如今我是用『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待，如果要我去中國拍電影，我必須住在該地一兩年，瞭解該地的文化，才可以拍出更真的電影，不然文化部分被抽掉，就會拍出一種輕飄飄的片子，我不願意這麼做。我用正面看待「框框」，有時它是引發想像力的源頭。」看到他好真的特質，很可愛！
有年輕學子擔心沒有經歷過228、白色恐怖、學運..鄭有傑回答：「我也是沒有經歷過，但是你會發現還是有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繼續發生，我們還是可以主動關心。」劉蔚然建議：「用你們年輕人最會的網路搜尋更多的資訊，但是不要太集中在社群的聯繫交往上，要多開放、多旅行、看看天空、看看周圍、看看路人…」她建議關心「我是人，我反核」的導演們：「要用你們可以用的武器，拍出讓更多人知道的片子，而不是只是親身參與抗爭而已…」
在保有自己的主體性中，不隨波逐流，只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呼喚更多人的感動，一起來愛台灣和這個世界，今晚聽到了幾個導演的真心，知道他們用自己的最好來愛這個世間，也試圖分享和傳達普世價值，讓我的內心裝滿了感恩與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