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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毅臻好久不見了，下午，和她以及幾位朋友約在公館談事情，因為提早到，所以，我和毅臻有點單獨的時間，可以聊聊。
她告訴我說，自從去年開始，她和團長就有很多次的衝突，越演越烈，強烈到原本習慣迴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團長也終於承認，她離開會比較好。她其實是一個可以獨當一面的創作者，也跟舞團以外的國內外其他表演團體有很多合作經驗，但是，在舞團裡面，她覺得自己就好像一個青少年，一直去要挑戰團長的權威，她領悟到，她該離家獨立了。我想，這跟團長以一種大家長的心態在照顧每位團員有關。舞團都好像我們的第二個、甚至第一個家，所以，我當時要離開的時候，也覺得好困難，有很大的情感包袱。
去年底做完一個重要的案子後，她確定自己沒有辦法再跟舞團一起工作了，她無法再忍受那種與現實脫離的真空，以藝術之名，迴避一切政治上、結構上的問題，團內又因缺乏批判性思考的有意義對話、而處於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她突然覺得：「跳這樣的舞，我沒時間啊！」
當她心灰意冷、想說是否乾脆就不要跳舞了的時候，她有幸與美國接觸即興大師南茜（Nancy Stark Smith）和她的音樂夥伴Mike Vargas工作，她看到這對工作夥伴面對生命的嚴謹與認真，他們很用功，不斷精進自己，不斷思索藝術如何與生活互動、如何改變我們所處的世界，她才像是重新看到了一把火炬：「是的，我還是有可能用舞蹈、用藝術，做出對世界有意義的事情。」
三月間，北京的陶身體劇場來台灣演出，她事先買了票要去看，但後來爆發了學運。她掙扎著，還是進去劇場看了，但是，她根本沒辦法看完，提前離場。那時候，她已經沒有參與舞團練習了，團長卻寄來一封簡訊說：「純肢體的表演，還是很好看吧！」她驚訝於團長的毫無敏感度，對她來說，那是在看她「可能的未來」（沒有言論自由的藝術，只能夠純肢體），她看不下去！
我想，不只是藝術家，每個人活著，其實都是在衝撞既存體制對生命的桎梏，只有解放被無知禁錮的靈魂，生命才可能至情至性、淋漓盡致，也才有真正的美感！有衝撞才能發現問題，才有對話、以及更平等自由的可能。失去了對現存體制的質疑，我不知道藝術要如何發生，我也不知道生命要如何茁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