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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日本把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宣布國有化後，觀光客必去的北京後海景區一家「百年鹵煮」餐廳，就白紙黑字就張貼這樣的告示「本店不接待日本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和狗」，中文下方還寫上英文對照”This shop does not receive the Japanese, the Philippines, the Vietnamese, and dog.”。因越南、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主權上也有嚴重的衝突，所以這家餐廳老闆把這三個國家的遊客連坐處分一併列入。
認同和歸屬，是人類最自然的感情，不管是土生土長的土地、感情或文化，或者共同的價值觀，如自由民主平等，或者馬偕牧師那種對台灣、對他心中老天的愛。人的群體歸屬感不能依靠法律來建立，也不是依靠父母耳提面命的家教，更不是利用血統、種族來區分敵我或分辨華夏蠻夷。
利用血統、種族來區分敵我或分辨華夏蠻夷，充其量只是統治階級的操控技倆，與愛人如己的真誠無關。
真正的文明要靠自覺自主，絕不可依靠政治強制力或族群集體意識的潛規則驅迫。漢娜．鄂蘭給友人的信上說：「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或任何一個集體────不論德國、法國、美國或所謂工人階級。我只愛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種愛，就是愛人。(The fact is that I love only my
friends and am quite incapable of any other sort of love.)」愛人、愛朋友是人性的自然。
華人的困難在一直遙想有一種五千年的中原文化，好像孔子在緬懷周公。華人對文化上的中國有種絕美的想像，他們愛到可以將文化上的中國與政權上的中國做切割，但不幸的是這種「愛」已經變成一種集體認同的強迫症。當華人遇到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Chinese時，心中都會抽疼一下，華人疼愛中華文化已到達德蕾莎修女的境界——“love hurts”。 很不幸，這種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已經變成世界最奇特景觀——「政治血緣」，華人「成功」地杜撰了一個凝聚認同中華民族的名詞叫做「炎黃子孫」。這個「成功」可能會是中國人悲劇不斷的源頭。
什麼是文化上的中國？以父子關係為主軸開展出的唯上是從的性格，然後將父子關係的投射，延伸到君臣倫理或朝野關係。中國人的理想是忠恕、誠信、仁愛，但一遇到現實就一定要有「禮法分際」，誰來決定分際？不得不訴諸大家長或黨魁！文化上的中國在現實面講究上下主從、長幼有序，老是用權力的角度在看事情，關係就不可能對等流動，以致理想跟現實一直都無法結合。此中病根即出在不尊重個別差異與人格獨立，展現在政治，就變成天無二日的一黨專政，即令出現多黨政治，也不會有什麼對等流動的對話空間。
倫理的依準，原本是要每一個人對準天地良心，中國人卻把倫理的源頭對準大家長，當權力的源頭來自大家長，人就不可能做真正的自己。於是中國人視政治秩序為祖宗家法，將政治現實的資源分配理解為「宿命」，甚至視之為「自然」，對既存的遊戲規則怯於改變。從小只在乎家人，不在乎自己的獨立與自由，只在乎飲食男女，不關心公平正義與公共議題，整個社會變成有人情味而沒有公德心，對個人欲愛與功利患得患失，對不公不義的事很冷漠。
絕大部分中國人放棄了個人的獨立性，放棄了「自我實現」，一味服從於某種權威，弗洛姆稱之為「逃避自由」。中國人弄不懂「關係是為了自由」與「自由是為了關係」，就像基本教義派信徒弄不懂自由的位階高於宗教。逃避自由就是逃避真，不敢做自己的最真、最自然、最嚮往。如果宗教不能成全自由，那宗教只會是強調人類的罪業，否定人類的主體性，人就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個人不再是他自己，個人完全承襲了「（中華或宗教）文化」所給予的人格模式。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迎合前人期望與認可。就這樣，「我」和世界之間的矛盾消失了，對孤立與無力感的恐懼感也消失了，小我融入了大我。這種「逃避自由」的人格模式不可能認識自我，不可能發揮自己的個性，也不可能擺脫自由與束縛的惡性循環。
這樣子的中國文化需要認同嗎？
中國人最愛變相誇大給外國人欺負，動不動就拿當年東亞病夫與上海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來舉証外國人對中國人「民族自尊心」的打壓，只提外國人「排華」，不提「義和團」怎麼大規模殘殺西方傳教士、焚燒教堂、怎麼攻打西方駐清國使館、怎麼「扶清滅洋」？不提林則徐專橫跋扈地對英國商館斷水斷糧？不提鴉片能在中國越賣越紅火，完全是官商勾結的惡果？不提中國人當洋人傳教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
這樣子的中國文化怎麼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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