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想起80年代蓬勃的台灣小劇場

 (09-29-11一心
連續幾天看了很多馬達加斯加當地舞團的演出,不論在表現形式或題材上,都令人想起1980年代蓬勃的台灣小劇場。
舉幾個印象深刻的畫面為例:三位舞者站立在舞台上,陳述著「現任總統當選的非法性」之時,一個動作強硬如軍警的舞者,用膠帶纏繞、綑綁三人的身體,並把他們的嘴巴或眼睛封起來;兩個原本在讀報紙的人,把報紙揉成一小團,塞進嘴裡,或成堆地拋向空中;兩個舞者蹲踞在一張極為矮小的凳子上,充滿疑惑和盼望的眼神凝視遠方,彷彿在一座孤島上;一個全身赤裸的男舞者,在漆黑的舞台裡,就著手電筒的微光,把舖滿舞台中央的沙子,緩慢地抹在身上,有時,他將一把沙子握在手裡,如一頭優雅的野獸,靜待空氣裡時間掉落的瞬間,將沙子拋射出去、同時也奮力地拋射自己的身體,然後,重重落地
這些充滿戲劇張力的肢體,不只呈現了當下的政治現況,也釋放了大量的痛苦與焦慮。
在音樂性、情感表達與精神層次裡,他們的身體試圖與祖先對話,然而,他們的動作語彙以及編舞手法,卻深受嘻哈、街舞、歐美當代舞技巧的影響。這個傳統認同與外在形式的遭逢,似乎尚未找到進退自在的流動,呈現出些許的生硬和比重失衡。
另一個現象是,當地舞團的作品中,舞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肢體表現,也以肌力與爆發力為主。女性舞者,只出現在國外的編舞者∕舞團的作品中,Gaby說,馬達加斯加的女性結婚後,就放棄舞蹈、選擇家庭了。南非舞者也說:「這很正常啊,整個非洲的舞蹈藝術、或不只是舞蹈,都由男性掌控。」
有一支Gaby編給留尼旺島的法國女舞者Valérie Berger的獨舞,開場,她穿著紅色高跟鞋、開高衩洋裝,站在燈桿下,一口一口的吸著菸,令人想起每天入夜後,佇立在城市裡許多街角的女人,昏暗的路燈下,看不清她們的面容。褪去洋裝後,只剩黑色內衣褲的她,在低矮燈架垂掛的一盞盞小燈下爬行,仔細檢視肉身的紋路;後來,她拿起一支筆刷,在自己的身上、臉上、地板的白報紙上用黑色墨水書寫,她的臉,如同紋上了黑色圖騰,空洞的眼神吸入整個世界的恐懼和冷漠
好幾位法國、留尼旺、和南非的藝術家,長期與馬達加斯加藝術家交流,提供了當地藝術家看不見、或是無法表達的角度,感覺,這正是交流最重要的意義。不管每個人來自何處,這些藝術家們都意識到,以藝術為工具,與行經的每個地域的人類處境對話,是責無旁貸的使命。
全非洲最年輕的現任總統Andry Nirina Rajoelina2009年非法取得政權,後來,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才簽約承諾盡快重新舉行選舉。但是,曾留法六年的馬達加斯加記錄片工作者Laza說,Rajoelina一定會再當選的,因為馬國有170個政黨,未形成任何多數執政和反對黨的政黨政治,作票情形嚴重,八年前,他就拍了一個關於地方選舉作票的紀錄片,八年後,還是沒有任何改變。告訴他,這些年來,台灣政府的一黨獨大、傾中路線、錯誤的土地政策、環境倫理的喪失,也讓台灣許許多多的紀錄片工作者有不得不揭露真相的使命感。
來到馬達加斯加,看到藝術工作者站在社會變革的前線,對自己來說,深具啟發性,也發現,我從未真正以「被殖民」的角度去思考台灣的過去,更從未以「後殖民」的角度去看待台灣此刻所面臨的挑戰。當我聽到馬達加斯加的年輕人,以不同的流利程度說著法語時,我彷彿才第一次真正地看到,許許多多的台灣人,曾經硬生生的被剝奪了說母語的權利,並在華語文化所形成的無形階級制度裡,被迫背離自己的根源而往上攀升。
如同田朝明直覺地喊出:「咱是奴隸!先看到了自己是奴隸,才有掙脫枷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