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酥餅和沈柏洋律師對談，討論「反路過中正一的十大謬論」，他們發現：在民主國家，遇到問題，會從權力結構往上找應該究責的人，在台灣，我們卻往下找權力最低的人來承擔；在民主國家，會去看整個系統的失靈，在台灣，卻總是把問題當成個案來處理；在民主國家，所謂的「有種」是有勇氣不去遵守上級違反人權的命令，在台灣，「有種」變成即使違反人權也要按照上級的指令蠻幹；在民主國家，民粹是用來形容多數人做出的決定違反了某種基本的核心價值，在台灣，民粹指控的矛頭卻是對著那些努力發出聲音的少數、弱勢者。
台灣人的思考，無法通透，無法看見現象背後的因緣，頭頂上，好像永遠籠罩著一個由權力者構築的屋頂，我們的夢想，不能超過他們所允許的範圍，我們的嚮往，無法直達內心深處。
沈律師說，這跟儒家思想有關係，台灣大概是儒家思想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社會的道德控制力很強。甚至，當有人想把屋頂給拆了、讓自由的空氣進來，還會被韃伐說：「台灣社會就是太自由了！」或者，「希望政府戒嚴，把你們這些年輕人搞死！」也因此，台灣社會動不動就把國家暴力當成維持穩定的必要之惡，卻把無權無勢者爭取基本生存權的抗議行為，視為毒蛇猛獸，或貶低為愛哭的孩子有糖吃的無理取鬧。
其實，台灣社會的問題根本不是太自由，而是習慣專制威權，放任行政權自由膨脹、債留子孫，政府以人事費自肥養選票，壟斷資源，人民忘記自己是主人，不知什麼是直接民權，不知道自由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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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在羅斯科教堂的入口處的戶外雕塑《斷碑》，那是一個豎立在倒影池中的大型作品，下方基座是一個金字塔，上方則是一個顛倒過來的方尖碑，兩個既完美又穩定的形式交會在兩方最尖銳的一點，因而產生巨大的緊張感；金字塔跋地升起去迎對著它的對立物，頂端的方尖碑就像是從上方往下刺入，使人聯想到一種劇烈的阻礙，但方尖碑的尾端則呈現鋸齒狀，像是在與上帝接軌，又象徵用之不竭的炙熱陽光。（許晏溶，非教堂的教堂）
對我來說，那才是自由的感覺，無關得失毀譽，而關乎生死存亡，壓迫感越大，自由的爭取，就越理所當然。然而，若我們從未想過接天接地，我們大概就會滿足與水平生活的安逸幸福，怯懦得不敢為自由獻出生命。
今天，是林義雄禁食的第三天，我看到一張圖片呼籲要「救」林義雄，不要讓林義雄成為第二個鄭南榕。其實，不管是林義雄或是鄭南榕，都不需要我們來救，需要急救的是我們日復一日，面對生命的無感與被動。
林義雄一分一秒流逝的生命，正是為了幫助我們停下來，自問：我為什麼在這裡？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當我們張開雙眼，看清楚我們所生活的，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牢籠，我們給了總統太多的自由裁量權，這個總統的權力已經大到隨時可以毀滅臺灣，我們還要默默接受官商勾結的核電集團、兩岸權貴為我們後代子孫所安排的命運嗎？
自由是什麼？自由是：讓我決定！讓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請不要替我決定，投票不是空白授權！我拒絕活得不知所以，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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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這場運動中參與多少，對任何一個台灣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因為，我們的生命力正在面臨最大的激盪，我們意識到，內在自由和外在自由渴望結為一體的急迫性。因為，沒有自由，就沒有公平正義，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真正的愛。
34年前，林義雄失去至愛的親人、在軍事法庭面對審判時，他的最後陳述引用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我隱隱地看到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在那裡心靈得以擴展，希望無窮；任何高貴的行為，都不會被曲解為企圖達到卑鄙目的的手段。」他說：「我喜歡這句話，因為我從政的目的就在追求這樣一個喜樂的世界。」
我想，只有一個真正自由的靈魂，才能夠在極大的苦難中，看見絕美的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