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說不出口的故事

(03-01-2012劉屏)

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唯一的公開演說，用了不少時間敘述「鼓嶺」的故事。一些中國大陸的資深記者說，這是中方領導人歷來最成功的演說，因為故事內容十分感人。

    　其實，習近平的鼓嶺故事只說了一個面向。鼓領故事的全貌是很嚴肅的，甚至是很悽慘的，而且是不公不義的。

    　習近平說的故事大致如下。1992年，習近平在福建工作，從報上看到一篇〈啊！鼓嶺〉的文章。故事的男主角是密爾頓．加德納（Melton Gardner），1901年至1911年間，隨父母住在中國一個叫做鼓嶺的地方，後來回到美國成家、立業，總忘不了鼓嶺。然而終究未能再回到兒時故園。加德納過世後，加德納夫人在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的幫助下，終於查明先夫所說的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嶺。

    　習近平說，「放下報紙，我立即通過有關部門與加德納夫人取得聯繫，專門邀請她訪問鼓嶺」。1992年8月，習和加德納夫人見了面，並安排她去看了丈夫生前念念不忘的鼓嶺，「那天鼓嶺有9位年屆90高齡的加德納兒時的玩伴，同加德納夫人圍坐在一起暢談往事……」。

    　習近平講故事，顛覆了「中國領導人喜歡講數字，美國領導人喜歡講故事」的印象（布希政府時的勞工部長趙小蘭的評論）。習近平這個故事，乍聽之下非常感人，讓人對鼓嶺留下美好印象。但深入歷史，才知道全面的鼓嶺故事令人痛心疾首。選擇性的說故事只是代表共產政權的宣傳手法更見高明。

    　加德納（Milton Gardner）的鼓嶺回憶是一個世紀以前的故事。那個年代，一個美國家庭為什麼會落腳在中國的福建？筆者在場聆聽時，第一個推測是：他的父母是傳教士。 經過查證，果然不錯，加德納後來任教的加州大學物理系在歷史檔案介紹加德納時，第一句話是「如果不是他的傳教士父親把他帶回美國以躲避拳匪之亂，他就出生在中國了」。這件文獻也指出，加德納出生後，在中國居住了九年。

    　為什麼在鼓嶺？因為鼓嶺氣候宜人，是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主要的閉關（retreat）地點，有不少別墅。影響所及，當地很多中國人是基督徒。

    　鼓嶺故事的悽慘之處在於以鼓嶺為基地的「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倪柝聲是中國近代史最出色的傳道人之一。二次大戰時，一些西方宣教士返回母國，倪柝聲從他們手裡買下房舍，建立「執事之家」，做為訓練信徒之用。最有名的是1948年及49年的兩期同工長老訓練，訓練結果在全國各地帶動了基督教的大復興。當時倪柝聲發表的教材，至今仍為世界各地華人基督徒廣泛引用。

    　大陸變色後，倪柝聲到了香港，可是為了大陸的「群羊」，他不顧眾人反對，回到大陸繼續牧養地方教會，卻也開始了他長達廿多年的苦難。紅色政權羅織了一個又一個罪狀，其中之一是「抗拒土地改革」，因為他希望繼續使用鼓嶺的執事之家。他在1952年被關押，直至1972年離世為止。其間唯一獲准探監的是他的妻子張品蕙，而張品蕙本人後來也因為拒絕與倪柝聲離婚而遭受嚴重迫害，成為「反革命分子」，1971年死在醫院的走廊上（因為無人為其醫治）。

    　在習近平的敘述中，鼓嶺的故事是一個美國人在身後圓了夢。真正的鼓嶺故事，是西方傳教士基於信仰，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把愛與希望帶到封閉落後的中國。完整的鼓嶺故事，是倪柝聲（以及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為了堅持憲法所賦予的信仰自由而被迫害、至今未得平反。

    　習近平說的故事只是全部鼓嶺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後來的傳道人因為鼓嶺而遭到極大的迫害，習近平當然一個字都不會提。

    　習近平大概不知道，他與鼓嶺主角倪柝聲之間有個巧合：倪柝聲在1972年六月一日離世，當天是習近平19歲生日。

    　習近平沒有說到的鼓嶺故事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在專制腐敗的滿清，在共產政權蔑視的國民政府時代，人民擁有宗教自由，外國宣教士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今天的中國大陸，宗教必須服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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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倪柝聲帶領的教會叫地方教會，這個教會可以追溯到1920年的中國福建省福州市，當年他17歲，後以英文名Watchman Nee（倪儆夫）見稱。他全心奉獻，畢生事奉主；倪氏雖缺正規之訓練，但他如饑似渴地遍讀基督教著作，並且親自力行傳揚福音並建立教會。1927年遷往上海後，出版書籍及雜誌，以其對內在生命和新約教會生活均有精闢見解而博得名聲。

倪柝聲非常強調屬靈。幫助信徒將魂與靈分開，學習照著靈，不照著肉體或魂，並在基督的死、復活和升天里與祂聯合，過得勝的生活。這大大提高了遠東基督徒生活的標準。在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屬靈人》、《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等。在已過80年的今天，遠東許多基督教事工者人都受其影響。華語世界大多數有心尋求的基督徒，都從他的文字得著屬靈的糧食和生命的供應。

在受益於倪氏著作的熱心中國基督徒中，有一位小他兩歲的年輕人名叫李常受（1905～1997年），以英文名Witness Lee（有見證人之意）見稱。李自幼受教於美南浸信會，1925年接受基督作救主。1933年，李氏安排倪氏到他家鄉煙臺，在他所建立的教會講道。李渴望他的職事能與倪氏之職事完全配合，或成為「一」，不久也遷居上海。

往後的年間，倪氏發表不少著述，並為教會工人舉行特會和訓練。倪、李和同工們在中國各地和東南亞建立教會，直至1949年政局改變時，教會已有六百餘處。 此乃真正本土發起的運動，外人皆稱「小群」（起因於他們沿用了英國弟兄會的詩集《小群詩歌》）；他們著重的是在經歷上認識基督，過奉獻的生活，以及恢復《新約》裡地方教會的實行。

地方教會運動的許多觀念，諸如多位長老作地方教會團體的「牧會者」，廢除聖品階級與平信徒之間的差異，以主的桌子為敬拜中心等，皆根植於閉關派的（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倪、李皆受該會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倪氏認為他在弟兄會中所觀察到的分裂與聖經不符，故此尋找新約中信徒合一的立場，而發展出如下的概念： 一個城市只該有一個教會，各教會行政獨立，自立於其他地方教會、公會、差會之外。這構想雖然是為著合一，卻成了地方教會最具爭議的焦點，因為這基本上是反公會的，並且不承認任何在地方立場以外聚集之教會的合法性—雖然地方教會接納所有基督徒為神真正的兒女。

共產黨執政時，嚴重迫害地方教會，倪氏於1952年下監，20年後在獄中去世。倪氏打發李氏到臺灣，為確保地方教會運動，以及他們所「恢復」的新約真理能夠存留。此一運動常因此自稱為「主的恢復」，因為他們自視為聖經真理向神的子民不斷恢復的一部份，前可溯及宗教改革之先，歷經宗教改革，綿延至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

1955年，此一運動在臺灣發展到65處教會(自稱「聚會所」)，信徒從500人增長到5萬人。地方教會偏好稱呼信徒為「聖徒」。教會聚會所的人數在台灣一直僅次於長老會。根據2001年統計，信徒人數91,442人，屬於669處地方召會。其中僅台北市召會一處，擁有36處聚會所。李常受在台灣也仿效倪柝聲在中國的做法，訓練全時間事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