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日 星期四

習近平說不出口的故事

(03-01-2012劉屏)
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唯一的公開演說,用了不少時間敘述「鼓嶺」的故事。一些中國大陸的資深記者說,這是中方領導人歷來最成功的演說,因為故事內容十分感人。
     其實,習近平的鼓嶺故事只說了一個面向。鼓領故事的全貌是很嚴肅的,甚至是很悽慘的,而且是不公不義的。
     習近平說的故事大致如下。1992年,習近平在福建工作,從報上看到一篇〈啊!鼓嶺〉的文章。故事的男主角是密爾頓.加德納Melton Gardner),1901年至1911年間,隨父母住在中國一個叫做鼓嶺的地方,後來回到美國成家、立業,總忘不了鼓嶺。然而終究未能再回到兒時故園。加德納過世後,加德納夫人在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的幫助下,終於查明先夫所說的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嶺

     習近平說,「放下報紙,我立即通過有關部門與加德納夫人取得聯繫,專門邀請她訪問鼓嶺」。19928月,加德納夫人見了面,並安排她去看了丈夫生前念念不忘的鼓嶺,「那天鼓嶺有9位年屆90高齡的加德納兒時的玩伴,同加德納夫人圍坐在一起暢談往事……」。
     習近平講故事,顛覆了「中國領導人喜歡講數字,美國領導人喜歡講故事」的印象(布希政府時的勞工部長趙小蘭的評論)。習近平這個故事,乍聽之下非常感人,讓人對鼓嶺留下美好印象。但深入歷史,才知道全面的鼓嶺故事令人痛心疾首。選擇性的說故事只是代表共產政權的宣傳手法更見高明。
     加德納Milton Gardner)的鼓嶺回憶是一個世紀以前的故事。那個年代,一個美國家庭為什麼會落腳在中國的福建?筆者在場聆聽時,第一個推測是:他的父母是傳教士。 經過查證,果然不錯,加德納後來任教的加州大學物理系在歷史檔案介紹加德納時,第一句話是「如果不是他的傳教士父親把他帶回美國以躲避拳匪之亂,他就出生在中國了」。這件文獻也指出,加德納出生後,在中國居住了九年。
     為什麼在鼓嶺?因為鼓嶺氣候宜人,是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主要的閉關(retreat)地點,有不少別墅。影響所及,當地很多中國人是基督徒。
     鼓嶺故事的悽慘之處在於以鼓嶺為基地的「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倪柝聲是中國近代史最出色的傳道人之一。二次大戰時,一些西方宣教士返回母國,倪柝聲從他們手裡買下房舍,建立「執事之家」,做為訓練信徒之用。最有名的是1948年及49年的兩期同工長老訓練,訓練結果在全國各地帶動了基督教的大復興。當時倪柝聲發表的教材,至今仍為世界各地華人基督徒廣泛引用。
     大陸變色後,倪柝聲到了香港,可是為了大陸的「群羊」,他不顧眾人反對,回到大陸繼續牧養地方教會,卻也開始了他長達廿多年的苦難。紅色政權羅織了一個又一個罪狀,其中之一是「抗拒土地改革」,因為他希望繼續使用鼓嶺的執事之家。他在1952年被關押,直至1972年離世為止。其間唯一獲准探監的是他的妻子張品蕙,而張品蕙本人後來也因為拒絕與倪柝聲離婚而遭受嚴重迫害,成為「反革命分子」,1971年死在醫院的走廊上(因為無人為其醫治)。
     在習近平的敘述中,鼓嶺的故事是一個美國人在身後圓了夢。真正的鼓嶺故事,是西方傳教士基於信仰,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把愛與希望帶到封閉落後的中國。完整的鼓嶺故事,是倪柝聲(以及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為了堅持憲法所賦予的信仰自由而被迫害、至今未得平反。
     習近平說的故事只是全部鼓嶺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後來的傳道人因為鼓嶺而遭到極大的迫害,習近平當然一個字都不會提。
     習近平大概不知道,他與鼓嶺主角倪柝聲之間有個巧合:倪柝聲1972年六月一日離世,當天是習近平19歲生日。
     習近平沒有說到的鼓嶺故事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在專制腐敗的滿清,在共產政權蔑視的國民政府時代,人民擁有宗教自由,外國宣教士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今天的中國大陸,宗教必須服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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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帶領的教會叫地方教會,這個教會可以追溯到1920年的中國福建省福州市,當年他17歲,後以英文名Watchman Nee(倪儆夫)見稱。他全心奉獻,畢生事奉主;倪氏雖缺正規之訓練,但他如饑似渴地遍讀基督教著作,並且親自力行傳揚福音並建立教會。1927年遷往上海後,出版書籍及雜誌,以其對內在生命和新約教會生活均有精闢見解而博得名聲。
倪柝聲非常強調屬靈。幫助信徒將魂與靈分開,學習照著靈,不照著肉體或魂,並在基督的死、復活和升天里與祂聯合,過得勝的生活。這大大提高了遠東基督徒生活的標準。在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屬靈人》、《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等。在已過80年的今天,遠東許多基督教事工者人都受其影響。華語世界大多數有心尋求的基督徒,都從他的文字得著屬靈的糧食和生命的供應。
在受益於倪氏著作的熱心中國基督徒中,有一位小他兩歲的年輕人名叫李常受19051997年),以英文名Witness Lee(有見證人之意)見稱。自幼受教於美南浸信會,1925年接受基督作救主。1933年,李氏安排倪氏到他家鄉煙臺,在他所建立的教會講道。李渴望他的職事能與倪氏之職事完全配合,或成為「一」,不久也遷居上海。
往後的年間,氏發表不少著述,並為教會工人舉行特會和訓練。倪、李和同工們在中國各地和東南亞建立教會,直至1949年政局改變時,教會已有六百餘處。 此乃真正本土發起的運動,外人皆稱「小群」(起因於他們沿用了英國弟兄會的詩集《小群詩歌》);他們著重的是在經歷上認識基督,過奉獻的生活,以及恢復《新約》裡地方教會的實行。
地方教會運動的許多觀念,諸如多位長老作地方教會團體的「牧會者」,廢除聖品階級與平信徒之間的差異,以主的桌子為敬拜中心等,皆根植於閉關派的(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倪、李皆受該會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倪氏認為他在弟兄會中所觀察到的分裂與聖經不符,故此尋找新約中信徒合一的立場,而發展出如下的概念: 一個城市只該有一個教會,各教會行政獨立,自立於其他地方教會、公會、差會之外。這構想雖然是為著合一,卻成了地方教會最具爭議的焦點,因為這基本上是反公會的,並且不承認任何在地方立場以外聚集之教會的合法性雖然地方教會接納所有基督徒為神真正的兒女
共產黨執政時,嚴重迫害地方教會,倪氏於1952年下監,20年後在獄中去世。倪氏打發李氏到臺灣,為確保地方教會運動,以及他們所「恢復」的新約真理能夠存留。此一運動常因此自稱為「主的恢復」,因為他們自視為聖經真理向神的子民不斷恢復的一部份,前可溯及宗教改革之先,歷經宗教改革,綿延至倪柝聲李常受的職事。
1955年,此一運動在臺灣發展到65處教會(自稱「聚會所」),信徒從500人增長到5萬人。地方教會偏好稱呼信徒為「聖徒」。教會聚會所的人數在台灣一直僅次於長老會。根據2001年統計,信徒人數91,442人,屬於669處地方召會。其中僅台北市召會一處,擁有36處聚會所。李常受在台灣也仿效倪柝聲在中國的做法,訓練全時間事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