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7-2011一心)
 |
| i’trôtra國際當代舞蹈節海報 |
下午，參加「i’trôtra國際當代舞蹈節」舉辦的「專業工作者的對談」，地點在法國機構（Institut Français）頂樓的排練室裡，與會者除了此次藝術節的各國外團隊代表，也有很多馬達加斯加國內的舞蹈工作者。大家陸陸續續就座後，發現椅子一圈不夠坐，於是，在圓周加了些椅子，也在圓內加了一些麻繩編的、塞滿稻草的小圓凳。
L’express報的女記者開場歡迎大家，把今天討論的主軸定在「（舞蹈）藝術家和社會的互動」，並邀請主辦人Gaby Saranouffi從她八年來主辦該活動的經驗出發，分享她所遇到的困難以及心得。
其實，脫離殖民者而獨立後，許多非洲國家面臨了經濟瓦解、政治混亂的處境，於是，再度求助於前殖民者，很多人或者乾脆以非法、合法的方式，前往語言相通的前殖民國尋求發展，而Gaby，屬於「選擇不離開」的一代，如她所說：「我的國家有很豐富的文化，但正在消失中，我不想失去我的『身分認同』！」於是，她拒絕了前往歐美工作的大好機會，而留在家鄉，以藝術創作來催生社會、經濟、政治上的變革。雖然，身為一位年輕女性，她必須不斷地奮戰，才能夠讓她所要傳達的訊息被聽見，但經過多年努力，她的成果有目共睹。2008年，Gaby被馬國媒體選為年度藝術家，也被提名為「對馬國發展有積極貢獻」的十位人物之一，那十人之中，她是唯一的藝術家。
舞蹈節的名稱「i’trôtra」正是Gaby家鄉的方言，意思是「相遇」，她解釋：「如果不是為了『相遇』，藝術為何而存在呢？『相遇』，是一切的開始。」
八年來，舞蹈節在培育專業舞蹈人才，為新一代藝術家提供創作、發表及交流平台…等等，都有很明確的成果，也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幫助流浪街頭的兒童，希望除了餵飽他們的身體，更不要忘記去幫助他們意識到，必須透過自我發展，才能在社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其實，不管是什麼膚色，不管貧窮與否，每個人都要學習為自我生命的完整性負責。
Gaby的先生Moeketsi Koena原本來自南非，卻也為了家庭及藝術創作上的需求，漸漸生根於馬國。他邀請非洲現代舞之母熱爾曼（Germain Acogny）以及美光，來分享塞內加爾和台灣的經驗，因為，兩人都有很豐富的社區工作經驗。
熱爾曼一開頭，先感謝她生命中的兩個貴人，一是她藝術上的啟蒙老師、法國芭蕾舞大師貝嘉（Maurice Béjart），二是全力支持她的塞內加爾詩人總統桑格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在歐洲生活多年後，她決定回到自己的國家，因為，她覺得每個人都需要了解自己究竟來自何處，她的德籍先生艾爾穆特（Helmut Vogt）全力支持，賣了在巴黎的房子，回家鄉蓋他們夢想中的非洲舞蹈基地，取名為「沙的學校（L’ecole des Sables）」，為的是永不忘記草創時期的艱難。
她重覆說了很多次，自己非常、非常地幸運，但儘管如此，她仍需要持續奮戰。非洲國家倚靠大量外援，有時，這些來自歐美或亞洲的策展人／贊助者，會影響他們藝術上的選擇，這是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她看到，就文化傳承來說，非洲國家都是極為「富有」的，但是，彼此之間不夠團結，大家需要更積極以及長期的合作，並且，要深深地相信自己所做的。
熱爾曼發言完畢，把麥克風遞給美光，但是，在敘述台灣的狀況之前，我們感覺需要進一步了解當地的狀況，於是說：「聽完了舞蹈前輩的經驗談之後，我們很想聽聽年輕人的觀點，在場有這麼多年輕的舞蹈工作者，我們很好奇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有什麼樣的想法與憧憬。」
這引發了一連串熱烈的討論，大家發現了幾個問題：一，一年一度的舞蹈節是不夠的，馬國的舞蹈藝術需要更常態性的、更健全的架構；二，從本地團體參與度下降看出，藝術節的主辦單位與藝術家的需求之間，有落差了；三，比起單一主題之計畫，此舞蹈節對於文化和社會議題並重的導向，在分類上有困難，使得贊助尋求不易。
留尼旺島的編舞家／舞者Eric Languet問當地的藝術家：「能否更明確地說出你們的需求？」
當地舞團Cie Dihiravina的舞者回答：「專業訓練和發表平台。」
Eric問：「你們期待誰來幫你們做呢？」
沒有回答，但另一位舞者反過來請教：「既然這個缺乏平台的結構性問題一直存在，想請問Gaby，這些年來，是如何面對的？」
Gaby回答：「熱情，決心，相信。解決之道不在外頭，而源自內在。」
這時，美光提出台灣的經驗與大家分享：首先，因為教育是下一代最重要的出路，台灣父母特別重視教育，至少就她自己成長的經驗，不管家庭多麼貧窮，也要讓孩子受教育。再者，多年來的努力，藝術教育已經發展出一定的架構，有多所藝術大學，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藝術節，或專為年輕藝術家設計的發表平台，因此，有心從事舞蹈創作者，不乏演出機會。由於台灣的殖民歷史，我們對外來的影響非常開放接受，卻輕視了自身原有的文化。以致今日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在於認同不清，而不是機會或資訊的缺乏。
我好奇的是，不管今天我們面臨的是認同上，或是外在架構上的問題，在一個不保障基本人權的政治與社會體制下，藝術的創作與表達，可以爭取到多少身體、心理甚至靈魂上的自由？
Moeketsi說，與其重覆地「踩在問題上」，我們要積極地開創前進之道，真誠地敞開自己，與他人互動，尋求教育與被教育的機會，那才是「民主」的開始，或許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夠稱自己為「藝術家」。
另一位法國舞者說，當代舞蹈，必須超越「創作舞蹈的需求」本身，而具備以下三種條件：１．建立扎實的訓練，２．發展與其他藝術家連結的能力，３．發展與非藝術家（社會大眾，贊助者，政府、非政府組織…）溝通的能力。唯有三者兼備，藝術家才能夠發展出自主性，若缺了任一條件，在創作計畫的實現上，都會很辛苦。他也說，法國的問題就在於，藝術家們太依賴政府的補助，於是造就了一種不管是在法國境內或對其他國家的「殖民主義」。
面對這樣的現象，留尼旺島的Eric說，身為藝術的教育推廣者，我們所能做的，真的不是去替年輕人建立架構，因為外在架構會隨著時代改變而有不同需求，可以給的，只有尋求解決之道的「工具」。
後來，法國和非洲藝術家們，在政府補助的現況上，意見有些出入，甚至，非洲媽媽都激動地站了起來，爭辯到最後，眾人嚷嚷「跳舞囉！」面紅耳赤頓時化作笑聲，而最後兩個人的發言，為今天的討論會，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法國編舞家Bernardo Montet說：「一切回歸到『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什麼，而不是這個世界要為我做什麼』。」非洲媽媽說：「上帝說，如果你開始了一件事，你就會找到幫助，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顆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