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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一寂開場：「知不知道前一陣子有一個民調問：對台灣最有貢獻的總統是哪一位？」很多人並不知道有這個調查，但是，都猜想得到答案，蔣經國。提到蔣經國，大家都會想到十大建設，而不會想到白色恐怖和情報頭子，就算知道，也會認為他的功大於過。
其實，就一個民主國家來說，政府用來自人民的稅收錢，去蓋硬體建設，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黨國體制的宣傳洗腦下，公共建設突然變成了領導人的恩賜，靠台灣中小企業打拼而有的經濟成果，靠民主鬥士的生命與血淚換來的民主發展，也通通被宣傳成領導人的功績與德政。
自1949年，蔣經國正式統籌台灣的情治工作以來，先後在軍中設立政治控制的政戰系統，在政府機關設立政風系統（惡名昭彰的人二），在學校跟公營事業設立國民黨黨部，控制嚴密，手段殘酷，運用特務對台獨、民主、共產黨等異議人士打壓捕殺，造成三十餘年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倘不是因為江南案爆發，國內外施壓，其專制獨裁的政治控制，根本不打算鬆綁。因此，蔣經國的「推動民主化」實為「被迫接受民主化」，較為恰當。
解嚴後，表面上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基本上黨國實權沒有太大改變，箝制扼殺弱勢者異議管道的集遊法繼續阻隔共識的形成，當年聽命於最高領袖的「軍法」變裝易容為揣摩上意的「司法」，繼續羅織罪名、整肅異己，繼續替黨國服務，當年非法掠奪的鉅額黨產繼續金援選舉的造勢與樁腳的建置。
如果要談蔣經國真正留給台灣的遺產，那就是深根固底的黨國體制，是一批批低聲下氣、逢迎附和的知識份子和政客，是只看利益、不談理想、習慣消極、卻乏主體性的台灣社會，和一個殖民政權永遠不肯本土化、在地化的傲慢。
我的母親，是政工幹校畢業的，曾在家鄉的宜蘭女中當過軍訓教官，以身為花木蘭為榮，她與她那個世代許許多多的台灣人一樣，很喜歡唱愛國歌曲，其中有一首是這樣的：「愛我的土地愛我的家，愛我的親人愛我的他，更愛我青天朗朗的大中華。」
為了這個大中華的統一與和諧，個人的夢想、真愛與獨特性，都理所當然可以被犧牲、壓抑、甚至鄙棄；為了這個大中華的統一與和諧，當公權力害人、殺人時，我們從不問憑什麼？當資源取得不平等時，我們歸咎於個人出身、前緣命定，而從不相信，平等發展的機會是天賦人權，是每位公民應該努力爭取的。
在紀錄台灣左翼分子的電影《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中，導演王育麟不斷重複他所相信的共產主義的初衷：「我不是只是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
受訪者之一、勞動黨副主席林書楊也談到：「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還沒有開始，…什麼時候才開始進入真正的人類史呢？就是人類可以不用暴力來作為最後的裁決手段，每一個個人自由發展，而不會互相抵制，互相衝突，每一個人自由自在地按照每一個人的特徵去自由發展，同時就是整體全體人類社會的發展，那才是人類社會真正的開始，那個是自由的國土。」
感覺，那就是師所說的「做每個人的最真最美與最嚮往，也允許別人做他的最真最美與最嚮往」，也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人人活得有尊嚴、有價值」的理想國度。
共產主義的理想也許很好，只是缺乏直接民主，也缺乏「人權為主，公權力為從」的結構，其公權力的產生沒有正當性，反倒是與傳統政治文化的君主專制若合符節，遠不如當今北歐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
真正要落實「國家為人民而存在，人人活得有尊嚴、有價值」的理想，結合人文思想與公民社會，還是得落實直接民主，在生命態度上時時刻刻讓心貼近慈悲喜捨，吸收、釋放正能量，轉化負能量，不斷淨化能量，允許每個人做自己的最真，擁抱彼此的不同，並以之豐富彼此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