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5-2011一智)
禪在福建的代名詞是媽祖，而其流傳於台灣，即因台灣開闢史的特殊性，旁生了王爺信仰。作為「禪」不蒙清朝塵垢的比較純潔的代名詞，是故「禪在台灣」，只是以「不被意識的狀態」存在著。這個「不被意識」的語義，是站在禪的立場而言的，但是其在台灣，卻從未為台灣人的意識所放棄。這可從台灣人對廣泛的「應現觀音」寺廟前殿聚集膜拜的實情而加以充分的證明。單只以「觀世音菩薩」為號召的佛寺呼召不了台灣人的心，他們所熱望的是作為應現的媽祖、王爺、城隍爺、大道工、開璋聖王、、等，曾經是閩南史上的人物，他們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們潛在意識深欲使自己也能夠達成作為「應現觀音」而盡其人生的基本慾望。
現代人常引以嘆息的台灣民間信仰幾乎是瘋狂式的動態，其實乃是台灣人認真探索「民族的故鄉」—「靈性中國」的本性上衝動，並不是膚淺的科學信仰家要走向於喪失靈性中國的極端危險的傾向所可以同日而語。
靈祐禪師：「老僧百年後，向山下做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禪師自我調侃說：「那時被叫做溈山僧的是水牯牛；雖被叫做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台灣人無一不是「山下來」的水牯牛，但是在一片現實主義的「障膜」掩蔽下，看到各自的左脇所記的「溈山僧某甲」文字的人究竟有幾個？
做一頭水牯牛，每一個人都有追逐春草遊蕩的現實主義時代，在這個年代，我們只知嫩草的美味和充飢的快感，而從不想到這個行為會「犯人苗稼」。但是經過了這個時代，一種無可言狀的寂寥感會侵襲我們的心，「懷鄉曲」會使我們難堪，坐臥不安的懷鄉情緒，往往會把我們驅上了不由自主的力圖迴避的奔跑。初期台灣人的這種衝動，是朝向抗清復明的方向發作的，因為此一方向，也是侵襲內心的「鄉情」之在表面意識上最合理的翻譯。台灣人為了台灣，為了最愛的故鄉，不知死了多少，感傷自當是難免的，但是即使其不如此，他們也仍難免一死，被糟蹋的自他的「苗稼」，幸託大自然不斷地加以治療。
發自「慕古」「戀鄉」，而被譯成愛國主義所演成的衝動，到了日據中期就漸漸地安靜下來，而代之而起的就是近乎瘋狂的宗教心。這個宗教心，在膚淺的科學萬能主義者看來，也許是台灣人對於科學化的潮流所表現的反抗，其實卻不然。單只的科學化是「形而下」，亦即唯物論下的「分崩瓦解」，而能夠使科學化不陷於唯物論下分崩瓦解之慘局的，即獨有這個「成全」的宗教心傾向，真的科學，其方向雖是離心的，卻不會拋棄中心，真的宗教，其方向雖是向心的，卻不忘置身於現象世界。台灣人的宗教心，是成全社會科學化的很寶貴底力，他們應該受到尊重，不該受到歧視。
不犯人家苗稼的自己鞭韃，加上了錯誤的科學萬能主義者不斷的冷諷熱嘲，台灣人，此一現代的水牯牛，再也不橫衝直撞地糟蹋自他的苗稼，皺著眉頭、噴著熱氣，但卻張開眼睛，即使是千山萬里的千年，也要以「不退轉」的蒼勁，踏破「騎牛歸家」的艱難行程。
笑嗎、似哭、哭媽、似笑，他們在憤怒的王爺驅策下，稍亦不能鬆懈大奮志，在默然無言的慈悲之下得到安慰。在精進的行程上，會哭、也會笑，笑即是哭，哭即是笑，牛步雖是遲遲，但當他們走完逆時空的全部旅程，達到一切民族之故鄉 –靈性中國時，他們就必知道，水牯牛並不限於被管束的人，在舞台上面飾演王者、太監、大臣、將軍、員外、兵卒、醫師、病人、孤獨、乞食、、也無一不是水牯牛的事實。「現實世界」此一時空舞台上的演不完的戲，都是「老僧山下去」扮演的水牯牛，好戲端賴全體演員安其角色的高度合作，打扮起來有貴賤貧富之分，回到山（後台）來，豈不是一樣。
於是，回程上的苦悶的象徵，就一變成為慈悲的象徵，再踏出了「靈性中國」，盡其有生之年，歡歡喜喜地，六道輪迴，教六道眾生認明左脇的標誌，好好安於即今現在的角色，這時候，「禪」就作鳴了，為現象世界的好戲加添美好的節奏。
禪在台灣。
遍地禪殼，隨便撿一個，耳畔搖一搖，活在的禪就會透經遍地地禪殼奏鳴出來！
宗教信仰的效果，端視有無作為信仰對象之「應現人格」而定。（佛隨念、師隨念）中國宗教史上的「應現觀音」，實際上就是信仰觀音，而使自己的全部存在成為「觀音」透經自己而人格化的成果！
禪來台灣，曾有過五妃和陳烈婦的壯烈事蹟，但若其竟未能在蠻瘴交迫的最下層庶民之間，盛開幾些朵不滅的「中華」，那麼禪的「無能而無所不能性」在台灣就沒有蹤跡可尋了。
林春娘的一生，豈不是居士禪此一精華在台灣的顯現？只要他以其一生說明「禪在台灣」即足，至以其貞節，以及其何以為台灣的聖女，這是無法以唯物論的倫理概念去衡量的。
無論是任何教派的信仰，如果沒有信仰對象之對信徒的這種應現，任何逾越常軌的狂信，都不能謂其信仰對該地區內的人心植下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