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2-2011 韻雅)
年輕的電影導演找我製作片尾的配樂，他無意中看到我的即興吟唱表演，喜歡我的聲音表現。兩人第一次見面討論相談甚歡，很快地我錄製草稿Demo給他聽，他說很喜歡，確定結構之後我有錄了第二版Demo，這次他給一位老師長輩聽，說聲音強過劇情，只要淡淡的吉他聲就好。電話中聽得出他的不由自主，由衷引導他回到初發心，畢竟他是導演，他最初的想法是要人聲吟唱，他電影的氛圍已經很清楚，要有信心，不必害怕音樂有情感。
最後他說，還是希望有人聲，於是我開始正式編曲準備進錄音室，與新合作的吉他手花了好幾天磨合，再寄了一次Demo，導演說：「好喜歡，越來越接近了。」調整長度之後正式進錄音室，邀請導演一起，完成成品時，我們在錄音室聽著聽著都很陶醉，他一回家搭上影像之後馬上給我傳了簡訊致謝。
隔兩天，他email來說老師聽了覺得音樂太強，將邀請一些觀眾來看試片後做調整。我一看到這信息就有點消氣，我知道他還是走不出長輩老師的意見框框，也知道所謂的試片只是老師用來合理化的形式，這些找來看片的多是他學生輩。果然昨天寫信來，只保留前面三分之一的音樂，幾乎只是這段配樂的暖身前奏而已，還說要把人聲推遠到淡淡。有些惋惜的是導演一反他原先的想法，完全聽話地吸收老師的意見為自己的表達。
這件事同時勾起了我一些不愉快的記憶…
從小學到大學我喜歡歌唱，但總是被侷限只能唱某些歌曲，只能用某種方式唱歌，不在這規範內就會被輕輕地羞辱(外看很輕，其實受傷很重)。錄製第一張聲動樂團的專輯，去某大唱片自我推銷，企劃部的人表示主唱歌聲太鮮明了(我對情感的聲音詮釋真實而直接)，不適合他們發片。我很退縮，如同過去三十年的經驗一樣，可是Scott不讓我退，他說換一家識貨的。每次在台灣遇到類似的情況，Scott總是告訴我：「他們太膽怯了，害怕你的光芒。」
十年前我在紐約初做聲音表演，好多人找我合作，多年來我的技術更精進，可是在台灣找我合作的屈指可數。為什麼？我漸漸體會了台灣在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禁聲」社會，對人心的影響很深很深。聲音是很直接而強力的表達工具，壓抑聲音對身心都是不健康的，以至於現在我們有言論自由了，卻不知道如何精準地表達內心的聲音，在噤聲和吶喊之間，台灣人還在尋伺那個「自然」。
書寫幫助我消化苦受，回到中心線。下午教聲音課，對學員說：「如果有人說你的聲音很爛很糟，請永遠不要讓這話進駐，要相信每個人的聲音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上天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