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2011一心)
等公車時，遇到一位很久不見的鄰居，他問我的近況，跟他說明年要到《聖脈》專職。他：「應該不是每天都去吧，妳還是有時間留在山上，平衡外出和在家的比重？」我：「留不留在家，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吧，重要的是，做什麼。如果我真得很想做，我一點也不在意天天下山去工作啊。」
他很快地意識到，他所問的問題，其實，反映的是他自己的需求，他很需要有時間留在山上，留給自己。
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對話，我們很習慣用「我」的要、來衡量別人的要。如何在境界上修習用功？就是一直把自己交出去，不要再用自己的我見，不要再用自己的意識（我見、我執）。而是時時獨對天地禱告，時時與師對話。
坐在街角的長椅上，公車遲遲未來，我們聊了很多。
跟他分享，週五早上去高等法院看徐自強更7審的宣判，他不知道背景，於是跟他簡介：纏訟16年的一樁擄人撕票案，首謀於案發後潛逃泰國，後在泰國遇害身亡，共犯黃春棋、陳憶隆兩人判決死刑定讞。被告之一的徐自強，隔年在律師陪同下向士林地院投案。徐自強從一審到更6審，全判死刑。
此案有幾項重大指標：徐為此案被羈押已15年，創下判決確定服刑前羈押最久紀錄；檢察總長前後共5次為徐提出非常上訴；2001年，監察院發佈的調查報告指出案中黃、陳二人之警詢及偵查中以不正當方法取得自白、法院未盡調查之責、處理粗率等等疏失；2003年，刑事訴訟法修正，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改變被告地位；2004年，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582號解釋，指出共同被告的自白必須經過證人詰問程序（對質）始具有證據能力，而且，不能當成有罪認定的唯一證據。
如今更7審的判決，卻還是以共同被告黃、陳2人的瑕疵自白，為徐案有罪的唯一證據，大致上維持16年來有罪推定、被告需自證己無罪的看法。雖改判徐自強無期徒刑，實際上，只不過更清楚地暴露了司法院之無擔當、無能力認錯之人格缺陷。
在極為保守又官僚的台灣司法體系中，絕大多數的法官不敢得罪同僚，處處考慮個人升遷，只管照規矩把事情做完，而沒有要真正解決問題。這種完完全全站在「我」的立場的官僚心態，造成職業法官的文化與認知，與民間一般大眾嚴重脫節。
「不在乎有無『對證』、不需要其它證據，光憑彼此利害衝突共同被告的筆錄，就可以作出有罪的判決，試問，若徐自強是法官的兒子，這樣的『補強』證據，是否就應對免於一死的無期徒刑感激涕零、謝天謝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聲明稿 2011年11月25日）
想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前理事長蔡明殿的文章，《冤案誰償命？》，我的鄰居是美國人，於是問他：「我知道，美國也是一個保留死刑的國家，執行的死刑案的冤案情況中，有很多是律師在訴訟過程上的策略運用，以承認輕罪再當污點證人來咬死同案者，是不是？」
鄰居說：「是的。追根究柢，人們沒有真的去了解『死刑』的意義，以為就跟上『麥當勞』一樣簡單。」
我：「其實，這跟整個社會不願正視苦難有關，不只連別人的苦難無法面對，就連自己的苦難，也盡可能漠視、掩蓋，或以暫時的樂受來補償、逃避。」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從學『dharma（法）』，進而開始關心社會的不公不義。發現問題、面對問題、相信有解決之道、並不斷地嘗試解決問題，就是佛法的『苦集滅道』四聖諦。如果，還有不願面對的自己的苦難、他人的苦難，就代表，我的內心還有不願醒覺的黑暗角落。東南亞的小乘佛教之所以與社會漸行漸遠，就是起緣於對佛法的誤解啊，真正的宗教，是以出世的心入世的。」
鄰居：「我正想要問妳，一、兩年前，有那麼關心政治議題嗎？妳的改變到底是受了什麼影響？妳所說的，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
我：「在學法的過程中，我重新發現，個人生活中面臨的挑戰，與這整個社會隱涵的根本問題息息相關。」
鄰居：「是集體意識在個體身上的投射與彰顯。」
我：「我發現，台灣此刻繼續前進的最大障礙，就是我們沒有去面對過去所犯下的錯誤，二二八、白色恐怖，都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
鄰居：「妳有去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嗎？」
我：「有，雖然裡面有很多珍貴的資料，許多檔案也被公開了，但就其『只有受害人，而無加害者』的立場來說，這個紀念館，是完全失敗的，毫無價值與意義。」
我：「成長過程中，我學的是『假』的歷史，所以，過去的我，對台灣沒有太深的感情，因為無法認同台灣的現狀，於是，總是懷抱著在異地生活的夢想，四處流浪。」
鄰居指指自己的鼻子說：「我就是這樣選擇離開我的國家的。」
我：「但這一兩年來，透過學法，我重新認識了台灣的歷史、地理、人文，與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重新連結，感覺自己比以往更加充滿生命力，突然間，有了清楚的方向和著力點。」
鄰居：「在美國，也是一樣，有人選擇離開，也有人選擇留下來，繼續奮鬥。」
我：「在自己的祖國或另一個國家生活，是個人的選擇，但重點是，在享受自由之時，有沒有意識到，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有其應盡的義務。如果我們不善盡公民參與、監督政府的職責，民主制度，就無法運作。而其實，在這個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加深階級矛盾的時代，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了，我們必須要大量的討論、書寫、行動，來培育這個社會裡追求社會正義與進步價值的政治力。」
鄰居：「以後，如果再看到妳在臉書上貼的整整兩、三百個中文字的文章摘要，我會好好地看一看的。」
想起吳宛郁寫的：「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專注在激起選民對自我權利意識的重視，面對種種社會不公與民主權利可能會被剝奪，審慎面對自己手中的一票，才更符合台灣的處境。」
他說，明年總統大選前，他剛好要去印度，不過，反正他也沒有投票權，我說，不過，你還是可以跟你的家教學生們討論這些重要的觀念啊，他說：「有，我有。」感覺，這樣的對話，燃起了彼此內心的一盞燈火，其實，這盞心燈是不滅的啊，只要，我們還願意打開自己，真實地去面對痛、體驗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