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莊益增、顏蘭權繼「無米樂」之後，花5年時間打造「牽阮的手」，因為欠缺經費，拍完一年都無法上映，現在終於等到片子登上院線，導演說，整部作品沒有卡司，也沒有華麗場景，但是他用五年的全心全力，交換觀眾走進戲院140分鐘。看完的人都頻頻拭淚，感動不已。
1965年出生的顏蘭權，畢業於東吳大學哲學系、社會學系雙學位，英國Sheffield University劇情片電影/電視製作 碩士。1999年投入紀錄片工作的行列，花了3年的時間，追蹤拍攝台灣921大地震，爾後又投注了2年半的時間，完成農夫紀錄片。其紀錄片風格，非常醉心於簡單真實的影像力量，相信當攝影機的recording啟動時，紀錄片就已經擁有它本身的力量，而持攝影機的創作者，只能盡力捕捉被拍攝者的聲音與容顏，讓他們自己訴說屬於他們自己的生命情態。
「牽阮的手」導演顏蘭權接受訪談時，有很多發人深省的話，非常的真實令人感動，她說：
在紀錄片中，有時你看到的問題就是事實。在手法上我不喜歡主觀地介入太多導演情感，一直告訴觀眾現在是怎麼樣？拍攝者心情是怎樣？不斷地去導引觀眾。我比較喜歡看到觀眾去質疑導演為什麼要這樣拍。我覺得看紀錄片除了去看見被紀錄的世界之外，也要對影像質疑，因為那畢竟都是導演的主觀。紀錄片已經夠主觀了，如果我再加上旁白，那真的是主觀中的主觀了，那相對客觀可以存在哪裡？所以我想要開放那個相對客觀。不過我下一支紀錄片有旁白，因為提到歷史，那也是我第一次使用旁白。
再來是我覺得雖然拍紀錄片是絕對主觀的，但是拍紀錄片的人絕對不能去扭曲一些東西，這就是道德問題。在紀錄片現場要紀錄到許多紛爭是有可能的，也可能紀錄到很多八卦，但是我覺得道德的尺在每個記錄者的心上。有時候被攝者對你卸下心防說出了一些話，但是其實你要知道每個人都有他情緒的點，有些東西你要能夠分辨適不適合放進去，在記錄現場若要記錄八卦、製造衝突或話題是很容易的，但是應不應該，適不適合這樣做，這就必須問自己的道德良知。
我們每年投入紀錄片工作的人都在增加，但是觀眾有沒有增加呢？雖然《無米樂》讓很多不看紀錄片的人也去看了紀錄片，但是，我也知道這很可能是他這輩子唯一的一部紀錄片也說不定。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很多人寧可每天把電視頻道鎖定在政論談話節目，看那些名嘴說著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真相的各種政治臆測，卻不願意花同樣的一兩個小時，去看看同樣生活在台灣的，也許是農人、也許是工人，也許是什麼跟自己不同階級族群的人的真實故事。花一兩小時，就可以藉由一個導演做了很久的苦工所換來的影像，去認識一個世界，這樣不很好嗎？
再者，紀錄片必須要多看，才能夠培養出解讀的能力，穿透每一部片背後所要討論的議題與問題。我記得以前在英國唸書時，BBC常常都播放各種紀錄片，有時候一個抗爭事件，可以有五種不同版本的紀錄片，勞方的、資方的、官方的等等各種說法，有時候就連播下來，也不帶評論，也不管影片長度或是整點播出與否，有興趣的人就自己按節目表收看。人家的媒體就真的是媒介、發聲的平台，讓觀者自己去看去解讀，去聽聽那些真實說法，看是誰的講法比較有道理，人家的公民意識是這樣培養起來的。但是，在台灣，這些都還沒有。於是，一部紀錄片出來沒有辦法形成討論，或是讓議題永遠只能停留在很粗淺的討論階段。我們現在正在拍的是田媽媽和田朝明那一輩老的黨外人士的故事，是比較歷史議題的東西。我們想要追尋的是，所謂的黨外運動時期，比較無私、犧牲奉獻的精神。記錄這部片子時，讓我重新找到當初台灣人最純粹、最美的心靈，我們常常看著拍攝母帶，看到會掉眼淚，這部片子所記錄的，將會讓你看見那種當初最美好、最乾淨的台灣人的心。片子想表達的是，民主、自由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那麼多有名無名的前輩，流血流汗打拼出來的。
但我們是那麼善忘；而對歷史的善忘，是國民黨黨國教育50年，留給台灣最大的遺產；我們的歷史是沒有「現實感」的歷史，我們整個人文教育的風格就是「鴛鴦蝴蝶派、不食人間煙火的」。當我們30、40歲的青壯一代，無法反思，而不自覺的將「不食人間煙火」視為一種高尚階級的品味，我想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佛教說「因果」，因果是逃不掉的。如果要說國民黨的不好，我想就是它在文化領域的「不食人間煙火」的遺毒。
我想國民黨的錯不只是「不食人間煙火」，而是離根、離土、竄改歷史，造成台灣人國族觀念的失落，沒有中心思想、沒有自己的驕傲、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自己的歷史、沒有自己的根、沒有自己的靈魂，勇於私鬥怯於公義，甚至因為內部無法團結沒有共識，可能形成被分化、併吞的危機，國民黨如果不能認同台灣是自己的祖國，將成歷史罪人，斷送所有中國人對民主公義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