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9郁曼)
來台受訓三個月的德國學員，男友（她稱之partner）趁耶誕假期旅遊，順便來訪，從台北一路玩到這兒，週末就要回去。有兩天我們一起用中餐，兩位德國年輕人就他們對台灣所感受所好奇問我。感謝老天，這幾年讓我學到普世價值與公共議題，幾乎他們的問題我都能夠對答如流。
他們來自東德，柏林圍牆倒塌時才三、四歲，但幾十年的共產黨統治，對人民思考、行為的影響，是不可能立刻就消失的，所以他們也都還能從父母、祖父母輩那裏得知過去東德的樣子。
我跟他們什麼都聊，也什麼都能聊，剛好去年也看了這部描述前東德的電影《竊聽風暴》，感觸相當深刻，又變成話題之一。反而是跟台灣同事吃飯能聊的很有限，不是美食就是旅遊，不是家人小孩就是對公事的不滿，其它更源頭更深層的東西，好比政治、歷史如何對一個社會造成影響，幾乎談不起來。
想到我在文藻外語專校時法國老師針對我們「問話沒反應」發飆，連結到現在在國際職場每逢開會，台灣同事鮮少發言，有回還聽一位高層秘書說她跟她老闆已共事多年卻沒聊過天，這讓每天習慣跟老闆無所不聊、至少交流一下意見看法的我，相當訝異。
「…主要的問題是，學生沒有那麼多的經驗可以取材，也因此內心沒有新的想法形成。幾乎所有我提出來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都太抽象，大部份的學生覺得跟自己的生活沒什麼關係，他們幾乎沒有自己的意見…」
「我大部份的學生都不知道各個立場所持的基本態度及理由是什麼，因為他們自己根本就無法分別，他們缺乏內心世界，在「正常」的情況下，已經有某種固定的想法深根在他們腦袋中。台灣的學生在智力這方面還沒有成熟，沈默讓墓園靜悄悄地，而墓園其實就是偽裝成教室及學校的建築物。」
「不過，當你的教育是從儒家文化出發，強迫學生關在教室裡，埋首在書堆中，準備無數的考試，所學的內容和外面的世界根本沒有關係，面對這一切，你又如何能夠去期待有不同的事發生呢？很不幸的是，台灣的課本以及課堂教育並不是為生活做準備。為了讓課本教的都是正確的，讓學生學會服從，生活經驗都已經被犧牲，每天只有無數的考試在前頭等著。」
「儒家教育成功地『保護』了年輕人，不要自由發展、不要取得自己的生活經驗，『儒家思想』跟『保持年輕』已經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儒家思想是一個很老的意識形態；它是給不斷往後看的老人，讓他們能夠複製過去文化而不管現在的情勢及世界。這是腐爛，你可以聞到腐爛的味道。文化已經死去，不過更糟糕的是，年輕人的精神也已經『退休』了，慢慢地成了垂死的心態，無法逃脫這個腐爛的世界。不過其實他們是可以逃脫的，儒家的老舊思想可以入土安息了，讓年輕的生命得以解放，台灣其實還有大量的人才，比我們想的還要多，他們不應該為了過去所設下的祭壇而犧牲。」
但，真的是教育的問題嗎？五專畢業後30年來，不是很多人一直努力在推動教改嗎？而「解嚴」、廢除刑法一百條，也都將近30年了，進入網路時代也快20年了，這麼保守的教育還是沒改變，甚至還走回頭路，加重文言文、還從小學開始在讀經背經呢？！不免想起土耳其的普通話是突厥語(以拉丁字母為基礎) ，但現任土耳其總統卻強制國民學習奧斯曼語(使用阿拉伯字母)，說學古文有助於道德。
教育背後更決定性的作用一定是「政治」干預。宗教與教育都必須獨立自主，才不會成為政治工具。二戰時德國希特勒的猶太大屠殺，後來經過轉型正義：明確公告加害者，並明定刑責，至今，納粹不得組黨；但台灣的二二八大屠殺、數十年的白色恐怖，仍停留在「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當時加害的納粹型國民黨，今天還在執政，甚至在2008挾黨產賄選復辟，一方面把反對黨的前總統與一班前朝不人道的監禁，甚至弄到不可逆轉的全身重病，一方面馬不停蹄的將台灣出賣給中共換取自己利益。
除了缺乏轉型正義，台灣更缺的是：共同的國家方向。多數人民希望維持幾十年來有如獨立的現狀，爭取正名制憲法理獨立，但總被掌控軍警政大權與地方派系的中國黨死命把台灣拖往人權和言論自由都糟糕透頂的中國去，數十年來先進的、開放的力量就因這種民主腫瘤與內鬼而不成氣候。
前幾天聽小四的侄兒說軼事，竟然現在的小學裏還有老師經常不給學生下課，學生要求上洗手間，老師竟說：「我一個早上都不需要上洗手間」，侄兒於是發動全班連署抗議，同學們都熱烈響應（好像說學校有個專收意見的郵筒/信箱之類），後來連署奏效，那老師不敢再不給下課。
看來，面對這樣的悶政治、悶教育，父母、學生的應對和自救方法其實是：即早判逆──不能再繼續放任權勢者界定什麼是「對」什麼是「好」，而是要透過自己的探求、思考，拿回對自己未來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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