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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上，遇到一位年輕朋友，二十幾歲，她奉父母之命，把在麵包店當學徒的工作辭掉了，去補習班上課，考公務員高考，但是，她其實唸得很不開心，又沒有別的選擇。
仔細了解，原來是因為當公務員的母親要退休了，希望她趕快考上，有個穩定收入。補習不便宜，光是基本費用就要七萬塊，如果要考前衝刺、模擬考…等等特殊課程，都還要另外付費，父母卻願意幫她付學費、直到她考上為止。
問她：妳嚮往什麼樣的生活？她說希望父母安心，不過，愛情，似乎是目前最能夠帶給她力量的。男友看到她補習那麼不快樂，曾對她說：我們私奔去！她只是聽聽，卻覺得自己沒有能力離開家庭而獨立。感覺，她的抱怨，是一種習慣，其實也沒有真的那麼難以忍受。如果真的忍無可忍，我想，她自然就會找出路了吧。
安妮寫日記的習慣，是從13歲生日那天、收到了一本日記本作為禮物後開始的。不過，她過完生日的三週以後，就因為納粹的迫害而必須躲藏起來。她把日記當成一位可以吐露真實心聲的好朋友，每一篇都是以「親愛的吉蒂」開頭。她說：「我想要寫，不過，我不只是想寫，而是想把各式各樣埋藏在心底深處的東西，說出來。」
片中有一幕，是安妮在跟達索先生爭取她使用書桌的權利，他們原本講好一人一半的，但後來，達索先生使用的時間多出了一倍！達索認為安妮只不過是在日記上亂塗亂寫而已，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而他是專業人士，是大人，他做的事情才重要。
後來，安妮的父親出面跟達索先生溝通，強調思考、獨處、寫作、閱讀，對安妮是很重要的，絲毫不會因為安妮才14歲，是女生，就小看她。
1944年三月底，她聽到荷蘭流亡政府的教育、美術與科學部長博克斯坦開設的廣播電台，公開徵求「日常文件——日記、書信……任何簡單的日常文件」，來證明荷蘭民族在納粹統治時期所受的苦難，並建立一個留傳給後代子孫的證據。所以，從5月20日起，她開始重新謄寫、整理日記手稿，讓可讀性變得更大，她立志要當一個作家。
就在他們被蓋世太保發現的那一天，安妮的手稿，被粗暴地丟落了一地。事後，一直暗中協助他們的友人，將手稿連同其他私人物品成功救出。
1945年秋天，安妮死訊確定後，友人將原稿交至全家唯一的生還者、父親奧圖的手中，一開始，奧圖只是印了幾分、在家族中流傳，後來因為一位荷蘭大學教授的建議，正式付梓。
安妮寫道：「我不想像大部分人一樣白白活過一生，我想要有用，想把樂趣帶給所有人，甚至，那些我從未謀面的人。我想要繼續活著，甚至在我死後！」
今天，安妮的日記，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她的手稿，塗在阿姆斯特丹她曾經唸過的學校牆上，她與家人朋友們躲藏了兩年的地點，也成了博物館。她的生命紀錄，不但感動了全世界成千上萬的讀者，也見證了這段極為重要的人類歷史。
父親奧圖說：「我花了好久時間才讀完，我必須說我十分驚訝，安妮有如此深沉而嚴肅的思考，尤其是，她對自我的批判。這個安妮，跟我所認識的那個女兒，大不相同，她從來沒有真正地表達過這種內在的感受。」
安妮則寫道：「我越來越了解爹地說這些話的意思了：『所有的孩子都必須為自己的教養負責。』父母親只能給予好的建議，或者是幫他們走上正途，然而，最終人格的形塑，掌握在孩子自己的手中。」
什麼才是父母親真正可以給孩子的？是給她補習費考公務員特考？還是做一個無所求的園丁，守護孩子內在最真最善最美的種子發芽？一個文化，一個國家，能否受人尊敬，差別就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