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到時，這部份的報導已快結束了，我問媽有沒看到她在鏡頭裏，媽說「沒，幸好沒」，然後她怪我不應該帶她坐到那麼前面，「那是給人家那些大人物坐的！」
事實上那天我們本來是坐最後一排（一進會場最近的位子），但後來幸佳慧過來請大家往前坐，把後頭的位子留給晚到者，我們於是換到中間排，但坐了一會兒看到第一排中間的位子還是空的，我覺得這樣對講者不太尊重，於是問幸佳慧這兒有沒保留給重要人士，她說沒，示意我們趕快去坐，雖然媽一直說不要，但我還是拉她過去了。
過了兩天，師傳來兩篇Herbert Hanreich的文章，但我也看了另一篇「想有光明前景，從坐到第一排開始」，這我相信，因為坐第一排就難不專心。後來想，可能也是這關係，所以那天受邀致詞的來賓講的話，我大致記得。
就像我以前在文藻的法國老師一樣，外國老師對台灣學生的「被動、無反應、躲到後面邊邊」，都會很挫折，可惜Herbert Hanreich的台灣太太沒能告訴他：根本原因不是台灣學生害羞，這現象主要的形成背景是：1947年二二八大屠殺、之後長達38年的戒嚴和狀近70年的白色恐怖（今天仍是進行式），不只出風頭(敢言敢行)的人受害，週圍的人也會跟著受連累，於是就變成了台灣人如是退縮的性格。
我把這奧地利教授的話跟媽講，然後問她：大家都像你這樣，都覺得我是小人物，都不敢去坐，那幾個座位就一直空者，如果你是大老遠受邀來演講的人，不會覺得難過嗎？
媽沒再回答。然後我心裏想著：Herbert Hanreich的台灣太太一定也不太認識台灣這塊土地的真實歷史及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