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5年後的1960年，以色列綁架了納粹劊子手艾希曼，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世紀大審判。逃過大屠殺的猶太女思想家鄂蘭，決定親臨報導審判。聽著艾希曼的自白，漢娜發現眾人眼中的惡魔，不是只有狂暴的希特勒，其實更多的是「依法行政」的平凡人。漢娜忍著曾遭迫害的創傷，冷靜刻劃對審判的觀察，不但提出「邪惡的平庸性」，更大膽指出猶太人也是悲劇共犯。
猶太人也是大屠殺悲劇共犯！鄂蘭第一手觀察報告在《紐約客》刊出後輿論譁然，為納粹分子辯護的功利化解讀與對猶太人缺乏愛的道德化指責，紛至沓來，讓她飽受攻訐與威脅，甚至連親近的友人也與她決裂。但她毫不畏縮，持續忠貞捍衛思想，當人們只關注艾希曼本人的罪責時，鄂蘭思考的則是怎樣才能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她終生論述邪惡本質，掀起20世紀思維陣陣旋風。
艾希曼在這場大屠殺中當然負有法律責任，他不僅參與其中，而且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還參加了柏林「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萬湖會議，會議中他們用的字眼相當直接，例如「消滅」（extermination）和「毀滅」（annihilation）。他親耳聽命來自上司的「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指令，也親自負責把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並親睹死亡集中營中的慘烈場面。這就夠了。說「惡」的平庸性，並不能消解他所犯下的罪行，也不能減輕他所應承擔的罪責。
只是要突顯艾希曼根本不是什麼魔頭，他在法庭上不斷強調自己並非仇猶者，也從未命令或者殺死過猶太人。他承認自己所犯的唯一錯誤，就是「奉命行事」。這個「奉命行事」促使鄂蘭思考，所謂邪惡，通常不是以巨大猙獰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平凡無奇的樣態產生。邪惡不僅僅是個人的惡，更可能源自於結構上的不反抗；而這種不反抗，常肇因於人們微小的自利。這些沒有思想的靈魂，以及其所奉命行事的作為，在鄂蘭眼中，正是邪惡的根源。
邪惡沒有獨特的面貌，他藏在每一個人身上，隨時以不同的形態，小奸小惡地呈現。而這些微小的惡，終究會因為整個社會的視而不見，而成為無可挽回的滔天大禍。
鄂蘭認為邪惡根本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濕的表面擴散；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但如此無根無本的邪惡，所引起的血腥殺戮竟比幾百次洪水猛獸更驚悚駭人，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只將猶太人大屠殺視為二十世紀初德國一段獨特的歷史。
如果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惡極的壞蛋，那就像推論原住民大半是酒鬼，或凡是外籍勞工都屬在家鄉討生活有困難之輩，如果這樣想，那便犯了論斷艾希曼相同的錯誤——「想當然耳」。
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的所在。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她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當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當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當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肆無忌憚地吞噬我們。
透過這本書，重新跟她的生命連結上。還發現，江宜樺教的就是鄂蘭的政治思想，沒想到，他今天所言所行都與鄂蘭所說相悖！
鄂蘭的所有作品皆有爭議，從1940年代論猶太復國運動的早期著作，到1960和1970年代論美利堅共和體制的文章，其中尤以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審》（Eichmann in Jerusalem）為最。她在此書中論證，艾希曼行徑的真正邪惡之處，在於淺薄的官僚體制讓窮凶極惡變得稀鬆平常──艾希曼的問題出自其心智平庸。由此引發了一個問題：無知（thoughtlessness）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是政治之惡的根本要件；而積極使用人的心智能力，比較能確保人免於作惡。鄂蘭未完成的遺著《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即在處理這類問題（1978年出版）。
--- 無知之於邪惡，就像12緣起的無明，是苦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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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長的話：
惡是糊裏糊塗、不曾思考過的無明。漢文的「惡」是啞心，意指盲目，非生理上的瞎啞或智障腦殘，卻一個個像是1939年電影《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裏無心無腦無膽的暗喻。無腦的稻草人代表農民，無心的錫皮人代表工業，膽小的獅子影射政客，而無能的巫師影射科技。
鄂蘭於對艾希曼的近距離觀察，發現了「惡的平庸性」，她對「惡」重新定義，在她看來，艾希曼既不「陰險狡獪」也不「凶殘」，他只是缺少想像力，對別人的痛苦無感，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麼樣的事。他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思考只要上溯其根源，就會涉及惡的臨界點，那裡什麼也沒有，惡是無心或失心的狀態，失心就失真，此即「惡的平庸」，惡很平常，惡只是無心、只是失心。
追根究柢，「惡的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匱乏，而不是一個人的基因，也不是後天的權位與富貴，廣義上的邪「惡」，指的是助紂為虐式的作惡，不是一般職務行為的疏忽或異於常人的不倫。鄂蘭提出「惡的平庸性」，思考的是政治倫理，關注的是人類心靈在極權體制下如何不喪失其良知。
思考這種惡的平庸性，如何讓一個平凡無趣的人，淪為惡魔般的罪犯？當一個人喪失思考的能力，在強權面前停止思想，就很容易淪為服從權威的傀儡。上世紀60年代一個叫作「米爾格倫實驗」的實驗已表明，只要條件合適，人人都是「潛在的艾希曼」。這場實驗的主持者稱：鄂蘭提出「惡的平庸性」觀點，比人們想像的更加接近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