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日前做出一項裁定，要求高院重新考慮鄭性澤案的再審聲請，讓鄭性澤案露出一線曙光。最高法院的裁定，突顯出台灣的再審制度，已經嚴格到了荒唐的地步。
再審制度的初衷，是為了避免冤抑而設置的救濟途徑。台灣法制繼受自日本，大體沿襲德國法制，然而與德、日相較，獨獨台灣為再審設下不可思議的高門檻，彷彿這個制度是用來防止再審用的。德國《明鏡》週刊報導，德國一年再審的案件約2000件。台灣呢？竟然只有5件。
簡單的說，發現新證據，是提起再審的理由。台灣法制裡再審的高門檻，關鍵在於最高法院於1946年做成的判例（特抗字第21號），要求此「新證據」必須是「當時已經存在」，「審判時未經注意」。
這號判例距今已經66年了，但仍然是堵塞再審管道的一塊大石頭，因為它定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條件：既要求「新」證據，又要求「當時已經存在」。可是，「新」的意思不就是「以前不存在」嗎？
以「鄭性澤案」為例，辯護律師團聲請再審，理由是卷內有一張相片可以說明，槍手所在位置地面沒有血跡，原判決認定鄭性澤中槍後走過去開槍，與事證不符，而確定判決從未提到這一點。法院駁回再審，理由是：這張照片已經在卷，所以它就不是「新證據」。
同樣死刑定讞的「邱和順案」，也提起再審，因為楊日松法醫的證詞與被告的自白不符，而法院沒有審酌這一點。案子也駁回了，理由是：既然證據已經在卷，那就表示法官一定有審酌！
法院的邏輯是：一個證據，如果「當時已經存在」，就推定為「審判時已經注意」，不算新證據。如果案件定讞以後做出了新的鑑定報告呢？法院實務見解是：該報告於審判當時並不存在，所以也不算新證據！
德國刑事律師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罪咎》（Schuld）一書，在台灣很受讀者歡迎。其中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男人被控對一個小女孩性騷擾。男人入獄經年，妻子與他離婚，出獄以後，他在街頭散發傳單為生。有一天，一位少女經過他身旁，他認出這就是當年那個小女孩，激動得想私刑報復，但下不了手。他來到席拉赫律師的事務所，請求律師協助。
席拉赫出面替他詢問那位少女，一週後，她寄來她當年的日記，小女孩的字跡寫著稚氣的心思。她好喜歡學校的女老師。每天放學，女老師的先生會來接她回家，小女孩覺得老師被「搶走」了。小女孩想拆散他們，而性騷擾指控是一個現成的辦法。
男子得到再審的機會，少女也出庭作證，向這位男子道歉。他洗刷了冤屈，開了一間小店，律師得空便過去坐坐。不過，從前的事情，他們絕口不提。
這是德國的真人真事。如果這事情發生在台灣，少女並未保留當年的日記，但願意出庭說出真相，結果會如何？答案是他將得不到再審的救濟。原因很簡單：證人的新證詞，審判當時並不存在，不能成為再審理由。這種再審制度到底是什麼心態？高涌誠律師說得一針見血：「他們認為，只要證據當時不存在，判決就沒有錯！」
這幾年，司法制度承受了撲天蓋地的懷疑，庶民對於法治的信仰，幾乎蕩然無存。
要重新凝聚大眾對法律的感情，唯有痛切檢討荒謬而不合時宜的陋規。實務見解對新證據的認定有諸多無謂的刁難，妨害發現真實，也有違公平正義，正是必須移除的大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