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以愛之名──昂山蘇姬」的第二天，身心的震盪仍未散去，某部份的自己，竟然對身陷水深火熱的緬甸人民，升起了羨慕之情，因為，他們要推翻的敵人是那麼的顯而易見啊，那殘暴又專制的軍政府，如此容易激起人們的憤慨，以及國際輿論的同情。然而，在台灣呢？
台灣的二二八，發生在昂山將軍死去的那一年，然後，是接下來的白色恐怖和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65年後的今天，台灣人居然還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手中的選票投給集貪腐專制於一身、深深傷害了我們公民權利的威權政黨，把公民權萎縮成票票不等值的一人一票，全權交給這個以愚弄恐嚇為主要手段的獨裁政黨，讓它來徵收我們的農地、拆掉我們的房子、蓋起四座核電廠、把核廢料放在全島最美麗的地方…
對政府的胡作非為束手無策，對顢頇恣睢的總統又無法罷免，僅有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就像鳥籠公投般施展不開，形式的選舉，倒是很有「合法化、正當化」他們「公權力」的作用，公民權只是束諸高閣的神主牌，所有行政首長與立法委員選前開出的承諾像是空頭支票，每一個公民投了一票，或根本沒去投票，竟然都像簽了賣身契，全部得失去對環境權的主張、對生命尊嚴的守護。
當我要談到國民黨的黨國不分、用非法黨產與黨營產業利誘選民、政策獨厚某些族群的時候，總是要考慮再三，會不會挑起別人的反感，或被貼上激進和泛綠的標籤？似乎大家都將存在65年的惡，視為歷史共業照單全收了？好像完全不知道：只要黨產存在，只要黨性堅強的司法官存在，只要臺灣不能以真正的國名現身國際舞臺，戒嚴就不是真的結束了。
身為台灣人，我們真的太少太少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國際處境了，從小到大，我們乖乖地學習國民黨替我們舖好的路：「政治只有我可以管，你想參政就要有被司法迫害的心理準備」。殊不知，在國際社會的眼裡，華人世界極少民主與尊重，極多恐懼和缺乏信心。
跟歐美國家的人接觸時，我內心的自卑感絕對不是來自物質上富裕程度的差異，要比擁有多少智慧型手機，台灣人絕對名列前茅，我的自卑感來自他們身上某種GDP也買不到的自尊，是那種可以作生命的主人、也願意去守護每個人基本公民權的泱泱大度。
回到緬甸，如果他們把所有的希望繼續投注在昂山蘇姬一個人身上，那麼，他們一定會繼續作軍政府統治下身不由己的奴隸。昂山蘇姬說：「若你要民主理念堅立在任何國家或社會，人民要明白他們自己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命運。我想，很少緬甸人知道聯合國人權宣言所述的人權，這是個教育過程，要明白你的基本人權，不只是作為緬甸人，而是作為一個人。」
流亡泰北、致力於教育的緬甸僧人爾沙理說：「每個人都有責任改變我們國家的制度，教育很重要，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容易依靠別人，當以知識充實了自己，人們就會自強努力。」
我想，同樣的話適用在台灣，也是我們此刻亟需努力的──拿回公民權，並教育自己和下一代人人應有的公民權的內涵，唯有如此，台灣人才能擺脫受他人操弄的命運。
為什麼在台灣，我們會有人相信「中國很強，比美國還強」的謊言呢？為什麼看不到中國只是一個經濟上靠剝削勞動人民的代工製造業與政治上靠暴力和恐懼來維穩的社會，這其中埋藏了許許多多動亂崩坍的元素？
昂山蘇姬對中國的看法是：「有時候我們有個印象，中國人來緬甸，只為商業利益，視緬甸為商業上可剝削的地方。我們希望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改變這種看法，而視我們為一個有獨特傳統、文化價值和需要的民族，畢竟我們都同樣是人。…作為一個好鄰國，我們要有公平、平等的關係。」
民主就是平等、公義、真相，是東方佛教的「法」，也是西方基督教的「真理」。追求民主，不只是身為台灣人、而是生而為人的責任。真心希望台灣人能夠珍視現有的民主成果，並克服恐懼，繼續在民主的路上前行。
被問到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昂山蘇姬說：左翼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應該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業」（karma）而概括承受，因為「業」說到底意味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絕不是切斷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在她看來，佛教意味著你無法逃離你自己所做之事帶來的後果，你必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責任擔當（accountability），有這種責任意識，「法」才得以進入你的日常生活，才不會空洞化，空口慈悲，卻無視公權力濫權瀆職不負責任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