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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勤里里民有一萬多人，差不多是三千多戶，其中有兩千戶在南機場公寓。住在南機場公寓的里民，又大部分屬社會的最弱勢，獨居老人、外配、單親...，會想辦法整合老人跟孩童的社福資源，當然是從發生問題開始，獨居老人出事了、外配單親孩童出事了，市政府的處理方式就是通報登錄，好像只要通報登錄就解決了，怎麼可能，人是活的，日子是每天要過，問題就會不斷發生還在....。」
「南機場夜市，每天晚上收攤後，這條街上有250支瓦斯桶，隨時可能有可能引發氣爆，這是本社區最大的危機；夜市攤商只是在這裡做生意，收攤了，他們就離開，反而是社區裡的住戶，他們每天晚上都睡得戰戰兢兢的...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事情？」
方荷生任職忠勤里里長16年，談起夜市管理，他的聲音不經意的高揚起來，因為這是個延宕許久的老問題。他的提案，凸顯出公部門對夜市管理的冷處理與毫無作為，「這個案子，我提了16年，經過馬英九、郝龍斌兩任市長，他們都沒有處理，其他里長的提案都結了，只有我的案子沒有結，我也堅持不撤案。這不只是南機場夜市的問題，也不光台北市夜市才有這個問題，這是台灣所有夜市的問題。」
強烈情緒的背後是他的在意，「遇到問題，就是要解決，不能光是這樣拖著...人命關天啊！」
他指著身旁閃爍的聖誕燈飾，說著「我服務的是全體的里民，但是，市政府給我的專案經費是有分別的，這一筆是給老人的，那一筆是給小孩的...聖誕燈飾的電費我要怎麼跟市政府報帳核銷？總不能說這個聖誕燈飾是給小孩的，小孩來才開燈，老人來就不開燈...你就可以想像跟公部門申請經費的困難了，所以，我根本就是自己來，我也不申請績優里長、績優里民活動場所，重要的是解決里民問題，那才是最實際的。」
方里長想辦法找資源，聯繫NGO團體，建立銀髮共餐，引進遠距健康照護服務...等等社福系統，他還指著牆壁的分享器跟我說，「以後會出現雲端社區健康照護網」，「我這麼做，不表示獨居老人不會死在家裡，但是，至少，他們會遇到的問題，我已經想辦法協助，讓問題減到最低了，就像我辦愛心廚房、銀髮共餐，就是為獨居老人製造走出家門的機會，要不要走出來？選擇權還是在他們。」
我問他「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毫不遲疑的回答，「人出了問題，我們忘記將心比心，重要的是解決問題...我做這些（里民服務）就是想要恢復台灣原有的相貌，人跟人之間是有感情有溫暖的」，他以全部的生命服務里民，令我佩服，只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在那裡？只是因為「我們忘記將心比心」嗎？
「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就教台北市忠勤里里辦公室一位年輕志工，他今年32歲，從學校畢業後就在「都市改革組織」做專案執行，南機場公寓是他的工作站之一。
「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公共』的概念，我們只想把個人的部份照顧好，從來沒有想過個人在團體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就像我們會把家裡裝潢得舒適漂亮，然後把所有的垃圾往外推，視而不見。」
「我們一直期待一個大有為的政府出面替我們做很多事情，以致賦予政府過大的權力，忘記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就像我們不認為把住屋的外觀整理好維護好，是自己的責任，總是放任它剝落、破舊、傾倒，到了某一天，住屋老舊到有礙市容觀瞻，社區變成他人眼中的貧民窟時，就等政府出面都更，怪手一剷，營建出一批新的住屋，好像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其實，還是一樣啊！只是剛蓋好的時候，讓你有新的感覺，等到住進去，沒幾年，你就會發現，這些住屋一樣在變舊，破落的感覺慢慢出來了...。」
「全台北市像南機場公寓這樣的老舊住宅區，有好幾處，這些老舊社區以便宜租金，讓社會弱勢族群有所棲身。現在，南機場公寓最有可能都更的是前排公寓，以目前台北市現行容積獎勵辦法來看，原屋主可以『一坪換一坪』方式取得住處，解決居住問題，原來承租的弱勢族群呢？當然，法律是保障原承租人有優先承租權，但是，以現在房價高漲的情形下，有沒有可能演變成連『承租權』都可以買賣轉移？現行的都更辦法，有可能解決居住問題嗎？」
「台灣現在的房價高、空屋率高、再加上人口減少，房地產已經不是保值的考慮選項，這沒有什麼不好，這有可能是台灣轉型的最佳時機，對年輕世代而言，當租房子變成主流多數時，需要的是政府立法保障房客租屋的權益...」，他想望的是德國受到憲法保障的房屋政策，「居住權也是人權之一」。
果然，新世代自有新契機新觀點新辦法，無須被僵化的舊思惟綁架。
而我，卻在內心描繪著「南機場公寓不需要改建，她只是需要整理乾淨」，我想像著沒有延伸加蓋的鐵窗、沒有突兀破爛的遮雨棚、沒有外推的違建、防火巷走廊樓梯間沒有堆置雜物、公寓裡有著整齊的管線電表...的南機場公寓。
她，很小很舊，仍可以很乾淨很有尊嚴的佇立著，帶著在地熟悉迷人的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