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2-21-2014)的新書座談會，魏揚的發言中，強調台灣社會不應只敘述運動的成功與光彩，更必須面對「行動者的猶豫、遲疑，退縮、自私、徬惶甚至選擇切割及分裂的一面。」而整體台灣社會，也必須：「面對轉型正義傷口的歷史治療，要承認傷害的存在，追求社會的連帶感，找到如何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凝聚力，讓台灣成為一個共同體。」
後來想起，魏揚的這一段話，與我敬愛的作家李喬在2005年所寫的〈「台灣思想」初探〉一文，觀點幾乎完全一致。魏揚想必沒讀過李喬這篇文章，他們兩人應該是由於選擇站在相似的觀察位置，因而提出相同的觀點；李喬指出，唯有正視傷口，才能脫出傷痛：
「台灣長期被不同外來者殖民，自信自尊受損，難以凝聚居民的共生一體感。自古沒有自己的國家；而今祇是外國滅絕武器威脅下的「幻影國家」而已。根本在於回頭直視被殖民的創口，從「遺忘意志」（Will-to-forget）脫出；抵抗這「遺忘意志」，才能以真正健康身心去抵抗外敵。這個救生抗敵過程，亦可以激發生命火花，創萌新的、偉大的「台灣思想」。」
確實，因為殖民的因素，傷痛，成為台灣歷史記憶的最大量，然而，弔詭的是，對於傷痛的遺忘（失憶），卻又是台灣記憶最主要的呈現狀態。更有甚者，「否認傷痛」，竟成為面對傷痛的主流態度。
島嶼明明傷痕累累，島民卻以「否認傷痛」催眠自身。
唯有面對傷痛，才能療傷止痛；唯有面向黑暗，才可能穿透暗影；唯有面對分裂，才可能找到協商與修復的可能。李喬自身的生命史也是如此。
出生於1934年，在日治時期渡過童年，父親參與農民運動的記憶深刻，貧窮和父親運動者的特殊身分，形成一個苦悶之網，牢牢纏罩李喬童幼的心靈：
「大家都知道，童年時期的我非常窮苦，很孤獨地住在深山裡面，而這一切都是被我老爸害的。老爸李木芳是農民組合的一份子，說白了，就是反日份子、抗日份子。成長階段，因為父親的「特殊身分」，終年讓我被瞧不起，甚至在路上被人家拿竹竿追著打。記住！在一個被殖民地很成熟的年代，反對殖民者、反抗者及其家人，不僅深受統治者的統治威脅，更被深怕牽連的台灣人所鄙視。這記憶影響一生，午夜夢迴，我對我的父親始終不諒解，甚至有恨。」
身為農民運動者的家人，成為這個世界的雙重局外人，既被日本人威脅，又被同胞排擠，處境與戰後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如出一轍。這道無法痊癒的傷口、這些傷痛記憶的片斷，成為李喬記憶回溯的甬道，透過回憶，撫觸痛楚，摸清痛點，是他創傷書寫的關鍵。
生命的痛點，是記憶的刺點，也是投藥點。
生命的缺口，必須先成為清理的入口，才有機會成為靈魂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