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接到大學同學的電話，今年因為過年比較早，碰到美國的寒假，她終於有機會可以在過年期間回台灣來。
一直以來，總覺得我們沒什麼好聊的，大學時她學經濟、我學舞蹈，她非常務實，我追求夢想，畢業後，話題也總繞著某某同學現在在哪裡、做什麼，而沒辦法深入，不過，今天一接起電話沒多久，心底的那種二分法就鬆脫了，只因為，當下立刻感覺到那種築起心牆的苦，如果，我們此生、只剩下此刻能夠分享，我會不會希望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打開呢？答案是肯定的！
剛好，選舉前關注政策，了解了一些馬政府稅改的不公平，以及想藉減稅刺激經濟成長、資金回流的錯誤觀念，所以，就從經濟問題切入，跟她聊了起來，她說，是啊，我教的是總體經濟，課堂上都會跟學生討論到這些問題。第一次，覺得我終於走出自己的框框，進入她的專業領域，也才驚覺，以前對談的無法深入，有一大部分，來自我在大學時期養成的、不碰柴米油鹽醬醋茶、自以為是藝術家的傲慢。
因為她的爺爺是外省老兵，她又長年住在國外，發現自己內心有先預設她的政治立場，不過，隨著那種二分法的鬆脫，我照見了更底層的深信：社會的公平正義，民主制度的健全，人權的尊重與保障，是普世價值，是全人類共同的信仰，是沒有立場之分的。
剛好，她問到我的新工作，我就跟她分享自己從「不關心政治」，到認為「政治是公民運動」的過程，而新工作，給予了自己很寬廣的可能性，可以將出世間法，跟世間的公理正義結合，對喚醒公民權利及義務，以及監督政府公權力，盡一份力量。
她說，對啊，政府需要人民發聲，才知道自己哪裡做的不好，才可以改進。我說，台灣這些年來民主開倒車，迫使更多人，主動參與政治，也透過實際參與，來鍛鍊民主的素養和精神。
她的丈夫、也是我們的同學、是香港人，此行回台前，他們有先去香港拜年，所以我問她，有沒有感覺到香港的變化？她說，因為她都只有逛街，所以感覺不出來，不過，有朋友在醫院工作，中國產婦去香港醫院生產的問題，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現在，香港試著在海關檢察嚴一點，不過，還是很難，誰分辨得出來誰是要來生產的？
她的爺爺問她的丈夫說，為什麼不回香港，或在中國、新加坡工作？丈夫說，要他在不民主的社會裡生活，不可能！
最後跟她分享，其實，在美國讀書雖然只有四年，那在民主氛圍裡開發出來的生命力，是再怎麼樣也不可能被擠壓、捆綁回去的，而「個人即政治」這句話，早在心底深處，種下了一顆美好的種子。
